更别说这些人精一般的军使、镇将们,所谓上窜下跳各逞其能的撇清手段,所谓众所一心,就算是身为五军正帅的刘绍能,亦是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最后采用了一个折中妥协到各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提案。
就是从现有的三卫五镇,及各部州郡兵中,按照一定比例抽取员额,然后从一堆具有相应资格,却纷纷各种“水土不服”生起病来,或是“感染时疫”“伤势恶化”的军头中,选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倒霉蛋,众望所归的特辍两级,组成一支先遣讨击军,赶赴大沙港城,稳定局面,兼打探消息和接应当地官军的残部。
当然体制外也有体制外的好处,那些经略。军使、镇将们,再没有节操和不要脸皮,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放着众多官军不用,拿我这只还是杂流编制的团练去顶缸凑数。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这场外部意外大事件,引发的内部危机和纷争,给殃及池鱼的波及到了,居然有人居心叵测的建议按照战地提拔的特进之例,给我直接增晋三阶为司阶郎将,然后将这只战斗力可观,且“颇有建树”的龙州团左,编入官军的二路后援序列中。
当然我这边也不是孤军奋战、任人宰割的,有人不怀好意的赞成自有据理力争的反对,直接在主帅刘绍能面前打开了口舌官司,虽然最后这个提议就像是无数次争吵一样无果而终。
但作为最直接的后果是,我们这队人马回程的期限,给拖延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因为我们先前的表现和运气,给了主帅刘绍能一个相当直观的基本印象,于是乎,在朝廷派来足够的官僚体系,重建起天南诸州的行政机构之前,我们也有幸成为了所谓天南善后留守别部,兼讨击军后方粮台的一份子。
而这个职权不明的善后留守的主官,正是卸任的前沿都指挥魏晨,也算是某种酬劳酬功的隐喻,善留副使则是原来的粮台大使甘权,也算是我的老熟人;另一位副使,则是三监军中的那位御史里行杜某人兼任,三使之下孔目官则是一位本地出身的老官僚,坚州长史兼头顿港的市舶司。
这几个人也构成广大官军,在天南战后的利益维持和善后工作的基本格局,比如抓紧处理和分销那些来历不明的斩获,以善后调配为首。清点各地的府库积余,象征性的赈济下那些因为斩获流离失所的居民百姓,乃至将滞留在冠军影帝里的妇女什么的清理不净。等等林林总总。
再下来,我得到了一个善后留守粮台,权行军判官的头衔,算是排位第五的人物,因为手中有兵,也有足够的执行力,要做点什么,也比那位粮台大使,或是杜里行,要更加方便的多。
魏晨主动促使中军给我补兵,未尝没有扶持我部,与另外那几位令别苗头的意味,只要有兵的两位上下配合起来,足以将大多数执行权,给架空起来,
当然我想了想,又对着魏晨建议,把粮台大使甘权给拉了过来,他手上有人手劳役,也有后勤物资的调拨体系,配合我们的执行能力,或者说破坏力,算是更加妥善不漏。
当然具体操作还要好好合计一番,在此之前,我还要解决一些问题。
我先是赏赐为由召集所有部属好好抚慰了一番,然后宣布了需要延期的消息,果然得到了一片抱怨和哀叹声如潮,连辛稼轩她们也不免露出某种失望和失落,但至少还在我的语气中,也没有什么过继的反应和表现,然后我乘热打铁宣布了我自行买单的补偿方案：
虽然需要延期驻留,但我替他们争取到至少有一百名先行归还的名额,让他们按照各队的人头自行内部推选,有有家室,牵挂多的人有限。而剩下来的人,将在驻留期间得到加倍勤务津贴和额外收入的补偿,还可以指定将这些钱由婆罗洲会馆,预支给他们的家人或是指定对象,算是免费的内部金融服务。
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威望和理念,让他们去无视和克服这些问题和困难,就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方面,给于变相的调剂。
于是人心惶惶初定下来,就算是推举归还的名额,最后也没有足数过半,然后我又包下当地最好的酒家,到营中做了一顿大宴,与诸位军官会商前路,顺便暗示了一番前景和发展方向,然后酒酣耳热之际,令其来取自便。
于是乎我本藩出身的基本不动,风卷旗、韩良臣她们这些前军将也早已经发誓要共同进退;杨再兴他们这些外来头目,才刚刚出头,还有没表现的机会基本随大流不说话;最后包括辛稼轩在内的,讲武东堂过来的七十多名教习和士生之中,除了十几名暗示另有门路或是前程打算的外,都决定留了下来。
这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代表我这个团体的初步凝聚力,虽然其中某些人很可能只是气氛释然和冲动,或是抹不开面子才应承下来的,但至少短时间内是没法再籍着这个由头生事了。
其次是那些人员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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