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来真宗就是一个辅助大中华扩张的佛教派别，朱济世可不想让这个教派在大中华帝国内部发展得太过强大——强大的宗教，无论宣扬的是什么教义，都会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牢笼。所以宗教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大而不强，如同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教派一样，虽然信众颇多，但是没有了罗马公教那样强大而严密的组织。
实际上中国的儒学也和西方的基督教新教一样，相信的人不少，但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儒教教派体系——如果将中国的儒教看成一个宗教教派的话，那么它的教主就是皇帝，各级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就是高级神职人员，没有官身但是拥有举人、秀才功名的士子则是中下级神职人员，还有一些没有功名在身的私塾先生应该算编外神职人员。
不过儒教并没有真的打出宗教旗号，而是以学派的面目出现的。因而儒教是可以同别的宗教结合在一起——除了极度排斥异己的真神教。
而朱济世预备在南洋、印度推广的如来真宗非但不会排斥儒学，而且还会和儒学相辅相成——以佛治心，以儒治人一直是朱济世同化南洋政策的核心。之所以要佛儒并用，其实和儒家的大道理对普罗大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有关。基督、真神有天堂有地狱，佛家除了天堂（极乐世界）地狱之外还有往生轮回——这都是虚无缥缈的好处，好像是开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只有天知道。
而儒学是“修今生”的，求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天子堂”肯定没有天堂大，能容纳的儒家精英实在有限。大部分研习儒家经典的儒生，终其一生连个举人都考不中，当个秀才挤进士绅阶级的大门已经不容易了。如果是大户高门的秀才，倒是能结交士林养成人望，然后把持地方分润税赋，保住一门富贵。可要出身小门小户，哪怕中了秀才也是个穷酸。
因此儒学的“传教”能力根本不能和基督教、真神教和佛教相比。要不然中原大地也不会被外来宗教一再侵入了。所以朱济世知道不能让儒学直接去和真神教、印度教打擂台，只能佛儒并用。
首先将儒家的道理融入如来真宗的佛理。所以《如来真经》中的佛理是允许僧众结婚生子的，同时还提倡让没有传宗接代任务的儿子（长子以外）和女儿出家侍奉佛祖，反对独子出家，还提出僧侣也需尽孝道的理论。
而后，朱济世和朱国卫还计划招募一批儒僧——既懂佛理又通儒学，用他们作为如来真宗的核心。这是推广如来真宗的关键！朱济世的计划是不拘一格，广选良材。因为如来真宗的佛理简单，高级僧侣又不必戒色戒荤，而且待遇优厚，还可以孝敬父母，其实和做官没有什么区别，想来可以吸引到一些不在乎有没有头发的“儒士”和别的宗派的和尚尼姑加入。不过挑选什么样的人，又要如何加以训练，还是需要仔细琢磨的。
之后就是依托如来真宗的寺庙开设学校书院，传授《如来真经》、儒家经典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其实这就是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翻版，对南洋、印度的土著少年儿童用如来真宗的佛理和儒家思想进行洗脑，同时再传授一些实学以方便其中的佼佼者进一步求学或出任官职。
而在开设寺庙学校之后的，当然是建立起以儒为主，以佛为辅，再兼以实学的科举体系，以选拔南洋、印度土著子弟中的精英担任官员。当然，类似的科举取才也会在僧侣中展开，便于低级僧侣晋升到高级僧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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