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板问我想怎么办？
我说广州这边明码标价，一个工作小时一百元，多一百个工作小时，货价应降一万元。
李老板说他的利很薄，降一万元他承受不了。
一个工作小时一百元是明码标价，但那是挖掘机干活的价。里边包含人工费和油费等支出，我的要求并不合理。只是千方百计想压价，压点是点。李老板说他的利很薄，降一万元他承受不了也不是实话，他的利润空间很大。
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致，降价五千元。也就是说从六十五万降到六十四万五千元。
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省下了五千元。其实人家一分钱不让，我也得接受。
李老板很高兴，毕竟多了一百工作小时。没用一万元，五千元就把事情摆平了。
皆大欢喜。
拖车司机是我在汽车队当工会主任时的老人。我叮嘱他路途遥远一定要把挖掘机固定好，装好车后就可从这里直接返回，一路上多注意安全。
他说：“老主任你就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跑这么远的路。”
看他好像犹豫着有什么话想和我说，我正想问他，旁边有人找我有事。
怕他带的钱不够，临分手时我给他留了一些钱。
他说我是及时雨，正发愁钱不够路上用。
汽车队效益也不好，也好长时间没开资了。他出来时财务给带的钱太少，他和财务说，这钱根本不够。财务说没办法，他们手里就这么多。穷家富路，跑这么远的路，钱总得带够。
他去找队长，队长说让他放心，能跑到广州就成。老主任在广州呢，没钱找他。他说几次见我都没好意思开口。
我埋怨他：都是自己兄弟，应该有事就说。要是我没想到，万一回去的路上，加油的钱都没有，怎么办？他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头，笑了。
这是个老实人，干工作也很努力，我说不行就调到我这吧。他说，他正求之不得，就怕汽车队不放。因为，开大拖车的司机就他自己。
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是汽车队出来的，不能挖汽车队的墙角。
我搭乘李老板的车从淡水直接到深圳。在办理转账时，从货款中扣下的三万二千零六十元。
如果打回我自己公司财务，我觉得不妥。就给工程处财务部长打电话，问他财务部的帐号。
他是我们这辆车四个车主之一。也就是说，这钱差不多有他四分之一。
他说把私人钱打到财务部不好，最好还是打回我们公司。我们是集体企业，管得不是那么严格。
我开骂了：“我tam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钱搞回来，你们谁也不想担一点儿风险。我今天就把钱打到财务部，有什么问题你这个部长想办法。”
他被逼无奈，提供了财务部帐号。
当我把我们公司汇过来的余款和降价的五千元一起汇回自己公司时，港商李老板不干了。
他说多一百小时根本不算事，资料总得有个时间差。这五千元是他送我个人的，我要港元、要美元都没问题，为什么汇回单位？
我说我这个单位的头头出来给单位办事还搞名堂，单位还能好吗？
他很感动，问我:“像您这样廉洁的干部内地有多少？”
我随口答了一句:“不少于百分之八十。”
他说这不可能。
我说这百分之二十已经搞得民怨沸腾了。再多，我们这个政权就危险了。
听了我的话，他对他的几个随从说：“我早就和你们说，不要瞧不起内地的干部。动不动就说内地干部，一个比一个贪，这位李老板让你们长见识了吧？”
他的随从都是广东当地人，那边的人喜欢称别人老板，我也就成了李老板。
能在香港老板面前为内地干部争点光，我很自豪。
在我从货款中扣下定金的时候，李老板反应过来了。他说陈老板欠的钱，什么时候能给他呀？
我当时说：“您们是朋友他能欠您的钱吗？”我心里的话是：谁让你非要定金了？这边怕丢了，那边又怕捡不到，这个世界那有那么多万全的事。
李老板苦笑一声，无奈的摇摇头。
没过多长时间，我听别人说，挖山工程全部下马。
淡水工地的陈老板沦落成乞丐模样，在哪儿守着挖的乱七八糟的山头。
所有在他工地干活的机械都没拿到钱。李老板的定金拿到没有，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这是后话。
办理转账的地方是我们公司下属的小项目，我们在广东有一个分公司。
我用他们的电话给淡水工地打电话，想问一下大拖车的情况，拖车司机正在焦急的在电话旁等我电话。
我问他车装好了吗？他说早就装好了。我问那为什么还不动身？他说没有李老板的话，这边不放行。
商业信用不好，谁都不敢相信谁。我把电话交给李老板，他发出了放行指令。
结局也皆大欢喜。我回到家时，挖掘机也拖回来了。我们的总经理看了特满意，他说五型机，这样新的机型这边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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