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次东京国税局所派遣的人员只是调查一部的，并不是负责刑事侦查的查察部。
说白了，他们这次进行的只是行政调查，只是非强制性调查，无论是调查范围和手段都比较有限。
也就是说，税务调查官只会调查会计账簿以及记录库存品和每日交易情况的账簿等资料。
但是对于被查对象的住所、生产经营场所不能进行强制搜查，也无权扣押查封证物，更无权毁坏门锁强制取证。
当然，税务调查官也可以对被调查者进行与申报内容和账簿资料有关的询问。
必要时，还可以询问银行、被调查对象的交易方等第三方。
但如果被查对象拒不配合，调查人员也不得进行人身强制或者强制搜查。
只能以妨害公务或拒绝检查等罪名起诉被查对象。
这样的话，税务调查官要想查实偷税漏税的证据，这件事本身就不容易，就更别说动什么手脚了。
而且除此之外，最关键的是，无论松本庆子还是宁卫民，都不是没有依靠，孤立无援的白丁。
像时任参议员议员的山口淑子，和日本联合妇女会的会长高代早苗，都因为《李香兰》这部电影和松本庆子结缘，颇有交情。
因此在接到松本庆子的恳求电话之后，从她口中得到账目的确没有问题的保证，她们都各自打电话到东京国税局，以严肃的态度表示了对此事的关切。
要知道，日本参议员是对政府部门有监督权的，相当于共和国日后的纪委。
联合妇女会虽然是纯粹民间组织，但要闹起来涉及面广，舆论影响很大。
所以面对这两位姑奶奶施加的压力，东京国税局自然有所忌惮，不敢逾越雷池半步，只能循规蹈矩，老老实实按章办事。
宁卫民更绝，他根本都没跟大使馆打什么招呼，也没打电话跟旁人求助，完全可以说什么都没做。
很干脆的让人把账目和股东情况全都递交日本税务官，让人家随便查，随便看。
结果怎么样？
他居然光凭京城重文区服务局和天坛公园这两家国营企业的资质，仗着坛宫饭庄半官方的身份，就把日本税务官给唬住了，吓跑了。
敢情在这个年代，中日友好大背景的情况下，两国为避免双重收税和偷漏税问题，从1983年起在税务方面就签署了特别协议。
无论是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还是在日本投资的华夏企业，税务方面，不少地方都有特殊关照，就不能按照日本国内对一般企业那样生搬硬套。
这种情况下，别说坛宫饭庄本身没什么问题了，就是真有什么问题，这税务调查官也不敢私自做主，真敢抓他的痛脚。
因为后果严重，不可预料。
弄不好就得把外务省给卷进来，把一件行政调查的小事变成牵扯到外交的大事。
别的不说，就说这协议，终归还是日本人占便宜。
因为共和国没钱啊，签这个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日本投资和技术，反过来共和国的官方在日本投资却非常少。
总共在日本才几个华夏企业啊?
而且大部分都有日本人作为合作方参股。
所以像坛宫饭庄这种没有日本人参股的还带有官方性质的华夏企业就更少。
反过来在共和国开展业务的日企又有多少啊？
这么一来，谁敢轻易就弄啊?
一旦你弄了人家，人家怎么想？会不会弄你？
那就是开了个坏头儿，不是自己对自己下刀子嘛。
更何况就连这具体的双边税务条例怎么定的，该怎么执行，这税务调查官也不怎么熟悉，很是吃不准。
就因为此类情况太少见了，谁也没遇到过。
那他还不知难而退啊？
傻子才会继续揪住坛宫饭庄不放，这就叫投鼠忌器。
所以，派下来的几个税务调查官就走了个形势，随便翻了两天账册就无功而返了。
就这一手，轻松化解，周防郁雄对于松本庆子和宁卫民完全没有任何伤害性。
反过来，周防郁雄发动的政治靠山浜田幸一倒是对这件事颇为不满，为他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在电话里好好训斥了周防郁雄一顿。
告诫他不要胡乱招惹对手，起码也该做好应有的调查，看看对方是什么来历，有什么样的背景。
为此，周防郁雄也是兜头又挨了一闷棍，为此连连道歉，郁闷非常。
说实话，他的确犯了轻敌的毛病，没做太多的调查就出手了。
压根没想到松本庆子居然也会有政治靠山，而且居然是通过炒股这种办法发了横财，实现了事业的扩张，根本没有什么内幕交易。
当然，他就更没想到一个餐厅居然还能牵扯到华夏官方，有可能造成外交影响。
但实话实说，这年头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怪他粗心。
毕竟还不是信息年代，要想充分的调查一个人的背景和社会关系真的很有难度。
这不是钱的问题，也需要时间和人力大手笔投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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