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会的筹备工作悄然拉开了序幕，如同一场未完待续的戏剧。校园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期待与焦虑并存，兴奋与疲惫交织。而我，一个年仅十二岁、刚从小学门槛跨出的孩子，却意外地被推上了这场大戏的前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举牌手。
起初，这份荣誉，让人心生向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这份荣耀背后，隐藏的是无尽的孤独与误解。每当我在操场上独自练习举牌的姿势，耳边总会不经意间飘过几声窃窃私语，或是明目张胆的讥讽与嘲笑。他们的话语如同锋利的刀片，一刀一刀割在我的心上，让我那原本就脆弱的自尊心更加支离破碎。我试图去理解，为何同为班级一员的他们，会对我如此冷漠甚至敌视？是因为嫉妒？还是单纯的不合群？我，不解。
午餐时间，本该是同学们交流情感、分享日常的温馨时刻，对我来说却成了一种煎熬。每当轮到我将班级的饭盒送往热水房，那份沉重不仅仅来自饭盒的重量，更是心灵上的负担。回到教室，我的饭盒总是孤零零地躺在教室的一角，或是被故意扔出筐外，饭菜散落一地，仿佛连这些无生命的物体也在无声地控诉着我的存在。我只能默默拾起，将那些冰冷或是残缺不全的食物送进嘴里，每一口都如同嚼蜡，难以下咽。同学们的冷眼旁观，甚至偶尔投来的嘲讽目光，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助。
终于，我选择了逃避。我不再带饭到学校，而是利用午休时间外出觅食，或是回到姥姥家享受一顿温暖的饭菜。这样的决定，让我在物质上得到了些许安慰，但内心深处那份被孤立的感觉却并未因此消散。每当老爸询问起我零花钱增加的原因，我总是支支吾吾，用各种借口搪塞过去。而老爸却溺爱地包容着我所有的谎言与不安，从未深究。
运动会的那一天终于来临，我站在队伍的最前端，手举班牌，暂把所有不快抛在脑后。比赛过程中，我们班的成绩并不理想，最终在学校成绩排行榜上垫底，这一结果无疑为我们的班级蒙上了一层阴影。同学们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厌恶，而我，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他们将运动会的失败归咎于我，认为是我这个“罪人”带来了霉运。那些曾经的讥讽与嘲笑，在这一刻变得更加刺耳，如同潮水般向我涌来，让我几乎窒息。
在那段看似漫长却又匆匆流逝的岁月里，我心中的不解与困惑如同冬日里凝结的雾气，久久不散。是的，我告诉自己，还有两年半，这个数字如同倒计时表上的一个个鲜红叉号，每一次划过，都是对现状的一次无声抗议，也是对未来自由的渴望。
初中的第一个冬天，以一种高傲的姿态悄然而至，它带着刺骨的寒风与纷飞的雪花，将我的城市装点得既清冷又充满了别样的色彩。1992年的那一场初雪，似乎比往年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纯净。那天清晨，我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窗外的世界已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覆盖，宛如童话中的仙境。冰花在窗棂间悄然绽放，晶莹剔透，美得让人心醉。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指尖轻触那冰冷的玻璃，仿佛能感受到冬日特有的清新与宁静。在那一刻，我偷偷地在玻璃上写下了“加油”二字，那是对自己无声的鼓励，也是一份坚定的承诺。
踏出家门，寒风迎面扑来，让我步伐更加坚定。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记录着我向学校前行的轨迹。到校时，校园里已是一片银装素裹，年级主任的身影在雪地中显得格外醒目。她正弯腰挥动着扫帚，脸颊被冻得通红，却依旧洋溢着一种温暖而坚韧的笑容。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冬日里的一抹春光，让我的心也随之温暖起来。
年级主任看到我走过来，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擦了擦头上的汗，说：“进去告诉你们班的同学们，到校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清扫积雪，确保道路畅通无阻”。大声回应了年级主任后，急忙回到教室，教室里还只有零星几个早到的同学，我迅速将年级主任的话转达给他们，并在黑板上留下了一行工整的字迹，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并立刻执行。
随后，我拿起铁锹，踏上了前往分担区的路。雪后的校园显得格外宁静，只有偶尔传来的铁锹与地面摩擦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宁静。我埋头苦干，汗水渐渐浸湿了衣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变得缓慢下来，果然美好的事物能治愈人的心灵。
八九十年代的冬日，那个没有高科技除雪设备辅助的年代，每当雪花纷飞，无论老少，家家户户的孩子们都会兴奋地拿起家中简陋却充满力量的工具——铁锹、扫把，甚至偶尔还能见到几把老旧的锄头，整装待发，前往各自的“战场”——分担区。
这分担区，不仅仅是校园内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它延伸到了校外，覆盖了蜿蜒的马路与两旁的人行道。孩子们都会穿着厚重的棉衣，戴着五彩斑斓的手套和帽子，在寒风中呼出的气息化作一团团白雾，彼此间嬉笑打闹，那份纯真的快乐在冰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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