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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猪草的顽童，好像考试砸了家庭的期望，砸了做人的原则，砸了顶礼膜拜的道德信仰，挨骂之后，内心的愁苦全部写在那张仍然土里土气的稚嫩的脸蛋上，几乎失去了孩童玩闹的天性，背负着大人般的重压。他们在思考、自责、忏悔，徒增了复杂的野心，想把一张张考卷使劲儿的捣碎，化成一张张让穷苦人发狂的钞票，面对此刻空虚的世界，他们只能学着大人们唱起信天游。歌声里有恐惧、有豪迈、有优胜，有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冲动。花儿为他们绽放，小溪为他们流淌，鸟儿为他歌唱，高山为他们仰止，日月与他们同辉。打猪草的顽童累了困了倦了，他们睡在芳草之间了，做梦了，梦里考卷上画上了无数鲜红的对钩，继尔，数不清的红对钩串链在一起，变成美丽的花环，套在脖项上，啊，多么鲜艳的理想，被他们豪横地攫抓在手里。
年轻人总是热情四溢的，热情奔放。当他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还荡存着一种叫爱情的感情之后，他们激动了，内心纷乱了，他们声嘶力竭地在人群中寻觅一位喜欢的人。
深秋，当高大笔直的高粱杆顶结出丰满硕大的穗儿被火红的太阳染成红高粱之际，戴着草帽，挽起裤腿，裸露双臂，赤着脚片的村姑在红高粱的照映下的脸也被染成了红色，那是害羞的、兴奋的、渴望的脸渐渐地从红高粱深处探出来，远望着信天游歌声发出的源头，呼吸窒息了、吁叹了。
老陈醋一样酸的歌声野蛮地飘逸过来，像收割丰收果实一样收藏着歌声里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符，每一层意思。
胆子小的女子，只是在内心广漠的田地里收割着传唱爱情的收成，那首歌是喜欢的男人唱给自己的，男人分明是故意撩拨着女子的多情的心肌，那是一阵甜蜜一阵恍惚的感觉，那是一种把心锤锤撕碎了的感觉，滚烫的血液喷泉似地喷薄在胸腔里，如同海啸时的壮美，催促着滚热的眼睛溅打出眼眶；胆子大的女子，奋不顾身地挺立在红高粱深处，和同伴挤弄着媚眼，像银铃击碎的声音把一句句沁人心脾的歌词，从内心深处攫抓出来，又像上了弦的箭头离弦而出，直击那个唱歌给她们的人。
那个男人醉了、迷了、美了，像被人下了蛊一样惑了乱了，发疯似的跑出高粱地，冲向高高的山岗，对着那片深沉茂密的红高粱地，撕心裂肺的吼起了信天游：你若是我的妹子啰，你就招一招那个手，啊呀你不是我那妹子啰，走你的那个路……不一会儿，红高粱丛中也流苏出阵阵歌喉：白脖子的那个哈巴儿啰，朝南得那个咬，哎呀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啰，过呀来哎了……红高粱丛中探出来红彤彤的脸，像彩霞、像锦缎、像鲜花，伴随着欢乐的歌声，举起手中的红纱巾，传递着浓烈的如同烧酒一样的情愫，那便是心灵的呼唤，爱情的传递，人性的宣扬。
时代簇新了半个世纪，陕北人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了，不再饥饿着肚子，从生死线上把一条条性命捡了回来了，就像背锅睡到墓疙尖上，脚手摸不见高低了，做起了富贵人的差事了。
铺天盖地的“老板”盲目地诞生了，仿佛陕北人的头脑上个个戴上了虚幻的官帽了，即使是绿帽子也冠冕堂皇了。人们都像同时抬高了身份，开了个公司被称为老总老板，开起个服装店也被人叫起了老板，地摊上卖五毛钱一两的瓜子，也被人叫开了老板，环卫工人也被人叫起了老板，好像叫顺了嘴儿，逢人都叫着老板，男人是老板，女人也老板起来了。
猛地一看，颇有老板的肚量，大腹便便，好像胖的男人或女人就是老板了。瘦的男人女人似乎失去了此种权利，即使他们真的是老板，也被人们淡化了。于是又出现了另外的噱头，帅哥，美女的称呼闪亮登场了，就连那些老板们都成了帅哥美女了，美女都不能维持现状，人们喜欢叫个小姐姐，四五十岁的老女人还被人称为小姐姐，连自己都摸不着北了。
人们不禁疑惑，还没来得及被资本完全收割之际，信天游便渐渐淡出人们的心田，商品金钱资本装饰了外表，填满了肚子，头脑却是空虚的，本来更需要信天游来补充能量，充实自身，却如同一颗颗气球，不慎刺破后，落下来的是一张轻飘飘的塑料皮子。
不知何时，信天游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既然是非物质，就失去了物质的属性，失去了实用性。在物质世界里，几乎没有几个丢弃物质而重拾那些缥缈虚化了的东西，否则就不成了傻子了吗？
有人说，我们不仅要拥有面包和咖啡，更要拥有诗和远方。现代人不想再诵读什么诗了，诗却成为骗人的伎俩，成为贫穷者和懦夫的代名词，诗的伟大形象和雄宏的魅力早已被资本和金钱粉饰成另一种虚幻缥纱、不堪一击的、枯木拉朽的东西了，在心灵与世俗的夹缝里苟延残喘，淹淹一息了，存留下的只能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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