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云来看，告勒索赢面很大。同时也需要律师在庭辩中的发挥。本质来说，王女士知道五千损失坐牢的原则，所以无视警方损失鉴定，开出了一万二的价格。主观上看符合全车喷漆的价格，但是客观证据并不支持。也就是说，在法律规定中，不存在划伤后赔偿整车喷漆的规定。
在没有法律规定情况下，王女士提出一万二的赔偿，最终得到了一万二，是因为王女士要求立案，控告赵某。赵某在有可能坐牢的情况下，同意了一万二的赔偿。
曹云道：“重点在勒索是主观存在的意图，王女士有没有类似的说法：我不管，我要一万二，全车喷漆，不给钱就让她坐牢。如果这么说了，她就死定了。如果王女士一直和警方争辩一万二和五千的区别，最后警方或者检方与赵某沟通，赵某妥协，这就不是勒索了。”
曹云道：“如果是前者，你继续当阳光律师。如果是后者呢？你会不会暗示赵某，做出不利王女士的证词？赵某证词会被当作参考证据，法院很可能会考虑到当时赵某的处境。你请办案民警出庭，说明王女士不接受警方的鉴损。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很可能会对双方进行调解，我方败的损失几乎没有，王女士败的损失很可能要坐牢。王女士开的车是好车，你认为王女士会冒坐牢的风险和你把官司打到底吗？”
曹云道：“一航，你先不管王女士是不是说了类似的话，并且有民警作证。我现在就问你，如果是后者这种情况，你会不会暗示赵某？”协调会上，民警只能作证对方说了什么话，难以作证对方没说什么话，协商中双方讨论说明还会有争吵，作为民警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赵某坚持王女士说了，民警也无法完全否定王女士一定没说。民警只能作证说明，自己不记得王女士有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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